进步只在拉美拐了一个弯儿

        巴西世界杯热潮席卷全球，足球赛事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然而，焦点几乎完全集中于拉美地区，这里正将世界杯转化为美洲的盛事。原宗主国西班牙队以0:2败给了前殖民地智利，致使这支卫冕冠军成为本届赛事中最先告别舞台的队伍。网友不乏调侃地指出：从1492年哥伦布抵达新大陆，到西班牙失去最后一块殖民地古巴，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强势统治了四百余年；而这一次，西班牙队伍仅仅停留一周便打道回府。

        拉丁美洲人在足球场上的恩怨情仇，不禁令人联想到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这不仅是因为他曾用优美文笔追溯这项美丽运动的往昔——《足球往事》，更因为这位著名的左翼斗士以笔墨为武器，创作了轰动世界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部檄文将五百年间新旧殖民主义对拉美大地残酷掠夺的真相公之于众：我们的贫穷源于他们的富足；我们的落后源于他们的先进。这部文笔酣畅淋漓的经典之作，使其成为出版界的“常销书”和拉美左翼的“指南针”。

        然而，这位以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美立场著称的左翼知识分子代表，似乎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在世界杯开赛前两个月于巴西利亚举办的第二届图书节开幕式上，73岁高龄的加莱亚诺对自己三十年前的著作似乎流露出一些悔意。他坦言，“我原本希望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写成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我当时缺乏必要的学识和准备。”如今，“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我自己也有了很大改变。”那本书“属于过去的年代”，“我无法再重读它，否则我会感到不适。对我来说，那种传统左派的文风过于沉重，我的身心难以承受。”相反，多元化似乎成了他新的信念。“现实的复杂性，正是源于人类处境的多样性。时至今日，仍有人视多样性为威胁。值得庆幸的是，多样性并非威胁。”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20世纪后期至今东亚的繁荣景象，为加莱亚诺曾经的信念提供了一个反例，而21世纪初拉美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增长十年”，或许更让他体会到坚持原有立场的沉重压力。实际上，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阿根廷等国相比，巴西、智利以及他的祖国乌拉圭所进行的社会民主实验赢得了更多支持，也是他更愿意给予肯定的。这种转变的发生，或许是因为早在四十三年前他就曾忧郁地预见，在一个由苹果、三星、西门子、松下和索尼主导的世界里，“科技女神不说西班牙语”的状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改变。

        发生改变的不仅是加莱亚诺个人，拉丁美洲人也在逐渐淡忘历史。有迹象表明，他们对全球化展现出令人惊讶的热忱，对过往新旧殖民主义带来的伤痛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谅解。这确实有些出人意料，毕竟在思潮澎湃的拉丁美洲，依附理论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如今，两大知名民意调查机构——拉美晴雨表公司和皮尤全球态度调查的数据均显示，拉美人正在接纳全球化及其前殖民宗主国。2007年与2009年的拉美晴雨表调查发现，在西班牙的前殖民地，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西班牙对其国家的历史影响是正面的，这一比例几乎是持负面看法者的五倍。大多数受访者（超过80%）对前宗主国西班牙也抱有积极态度。同时，2002年及2010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对八个拉美国家民众的访问结果显示，在关于“外国大型企业的影响是好是坏”的问题上，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受访者认为其影响是积极的。调查还表明，在拉美，国际贸易比外国投资更受青睐：约70%的拉美人认为自由贸易利大于弊。

        加莱亚诺的思想“转变”，马杜罗总统面临的困境，阿根廷债务危机的再次上演，或许将“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这一激情宣言从坚定的感叹号扭转为疑虑的问号。这些过去和现在更多强调外部危险的论述，或许不得不进行自我反思，去探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起决定作用的内部因素。

        2005年11月，在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主持下，来自美国与拉美国家的著名学者齐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多么耐人寻味的会面地点！），探讨两个美洲发达与欠发达的问题。会上，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外部影响、殖民遗产、自然资源、疾病及自然环境被归为“无法解释差距的因素”，因为它们在理论或实践中均已被证伪。不过，相对而言，文化因素的解释力稍强一些。天主教伦理与新教伦理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普遍被视为现代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阻碍。但吊诡的是，在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多数新兴民主国家都信奉天主教。或许相较于宗教，政治文化对发展的解释更具价值，影响也更为深远。“在拉丁美洲，非正式秩序往往决定着正式制度的运作”。福山毫不犹豫地将这种制度潜规则写入了其宏篇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中。不仅是产权、法治以及能够减少冲突、促进集体行动的政治制度等制度性因素，福山也强调政策和社会结构的解释力。政策源于政治制度，决策失误是政治制度缺陷的产物，而政治制度却难以变革。同样，持续出现的社会冲突与动荡也导致了拉美的欠发达，但这恰恰是制度的结果，因为其制度安排仅考虑了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即达龙•阿塞莫格鲁和詹姆士•罗宾逊所称的“汲取性制度”而非“包容性制度”。

        阿根廷无疑是一个典型案例，正如社会学家马里阿诺•格隆多纳在《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一书中所言，他的祖国阿根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了“欠发达转型”的国家，即在发达之后又重新陷入欠发达状态。这也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茨涅兹会说，世界上存在四种国家类型：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日本以及阿根廷。普遍认为，阿根廷的“欠发达转型”是受到某种引力的作用——民粹主义的诱惑。1930年之后，阿根廷便陷入了政变、冲突与动荡的漩涡难以自拔。此后大部分时期，庇隆主义主导着阿根廷政治，至今困境依然。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鼓吹大众动员对抗现有秩序的政治哲学，民粹主义从未消退。今年四月，阿根廷政治哲学家、基什内尔主义的理论推手厄内斯特•拉克劳逝世；两个月后，克里斯蒂娜总统任命理查多•福斯特为新设立的“国家思想战略协调秘书”，负责“设计、协调并组建一个国家思想工厂”。

        阿根廷显然不是最后一个，也并非受此诱惑最深的国家。历经十年的经济增长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与大宗商品相关，而与技术、创新、效率无关，进步似乎只是在此拐了一个弯，缓慢增长或将成 为拉丁美洲的新常态。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太平洋联盟四国（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2%，而南方共同市场三国——委内瑞拉（-0.5%）、巴西（1.8%）和阿根廷（0.5%）——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6%。有传言称，巴西正在变成阿根廷，阿根廷正在变成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正在变成津巴布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