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税改引抗议；石油时代的“最后之人”

哥伦比亚示威浪潮：反不公与不公的加剧

2021年5月21日，原计划由阿根廷与哥伦比亚联合主办的2021年美洲杯足球赛发生变更：哥伦比亚不再作为本届赛事的东道国。这则体育动态背后的背景并不单纯；哥伦比亚失去承办资格不仅缘于该国新一轮新冠疫情的爆发，更因为自4月下旬起、几乎与疫情同步展开的全国性示威活动正使国家局势更趋动荡。

自4月28日总统杜克宣布将推行新财政改革法案——计划增税并缩减政府开支——以来，哥伦比亚民众的愤怒情绪被迅速点燃。至5月3日，杜克总统宣布撤回先前的改革方案，并将基于“政治共识”重新拟订新草案；财政部长亦为此辞职。然而这一切并未平息民众走上街头的抗议浪潮，反而因杜克随后的强硬表态及警方应对大规模示威时的暴力手段，激化了更深层的社会矛盾。

2021年5月6日，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当地民众持续开展街头抗议活动。

哥伦比亚上一次大规模税制改革尚在九年前，此后该国人口持续增长，贫富差距却不断扩大。此外，尽管政府已与反政府游击武装达成和解协议，但有组织犯罪率却开始攀升；对外则须应对因本国长期内政危机而持续涌入的委内瑞拉难民——据称难民人数多达180万。经历这些挑战后，全球大流行新冠疫情无疑令哥伦比亚政局更为艰难：该国公共卫生体系不堪重负，去年便已实施居家令，这对贫困群体乃至普通家庭而言均构成生计上的巨大压力。疫情期间，该国累计确诊超过270万人，死亡人数逾7.5万。

推出新一轮财政紧缩政策，或许是哥伦比亚当局为勉强维持国家财政与国际评级机构评分所作努力，但引发的抗议规模恐超出执政者预料。在4月底至5月初的示威中，全国出现大规模罢工，众多货车司机拒绝工作，导致许多必需物资无法及时运输。从政府表态来看，其有意淡化初期冲突的严重性，并将矛头指向所谓的“城市恐怖主义”及有组织犯罪。在波哥大、麦德林等主要城市以及冲突最激烈的卡利，大量公共设施遭破坏；截至5月3日，抗议活动已导致19人死亡、800余人受伤。哥伦比亚当局也多次提及抗议对正在肆虐的新一波疫情的影响，国防部表示将增派人员确保抗疫物资及时送达。

但截至目前，哥伦比亚的抗议仍未止息。全国示威已持续近一个月，除罢工外，罢课学生团体也加入其中，并与工会等组织一同要求与政府对话。这些来自城市的工薪阶层与中产阶级抗议者并不满足于总统撤回新税改方案，而是要求当局提出进一步的改革计划，以解决困扰该国多年的不平等问题，同时遏制全国范围内的暴力犯罪——后者正是杜克在面对抗议时归咎的对象。另一个促使抗议持续蔓延的原因，则是警方应对示威者时采取的一系列暴力镇压手段，前总统桑托斯已公开呼吁杜克就警察暴力问题承担应有责任。

半岛新闻网引述多位观察人士观点指出，哥伦比亚此次全国性抗议源于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公与暴力犯罪，这两者在疫情中均有所加剧。另一方面，疫情也在持续冲击该国社会与医疗体系，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随着警察暴力问题在抗议中浮现，预计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感也将进一步恶化。

然而除抗议者与警方间的激烈冲突外，哥伦比亚这场全国性危机同时也暴露并加剧了另一层面的社会不公，即该国的“阶级”问题。《卫报》一篇报道指出，哥伦比亚社会长期存在森严的等级秩序，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城乡差距以及土著与非裔群体遭忽视。表面上看，反对社会不公与反对暴力犯罪对当地土著居民同样是核心议题，因此也有部分土著人加入和平示威，但所谓的“市民”与“土著”之间长期存在的差距也在持续不断的示威中被放大。

在卡利，罢工者堵塞交通，并推动游行队伍向一处富人区行进，却在富人聚集区附近遭遇另一批武装平民设置的路障，随后更有据称来自富人区的武装民众向游行者开枪。此类情形在当前的哥伦比亚抗议活动中并不罕见。随着当局将矛头指向有组织的暴力犯罪——包括此前盘踞于该国（主要是乡村地区）的激进左翼游击武装，民众之间、尤其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被有意淡化，针对原住民的暴力也因此未得到有效制止，因为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无论在种族、政治利益还是既往公共安全考量上，均被视为非“市民”。

一位任职于卡利当地大学的教师指出，当局并未意识到如今的抗议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城市的中产阶级，而非农村的游击武装。另一方面，接受采访的哥伦比亚富裕阶层则将警察视为自身与国家的保护者，由此也折射出该国社会矛盾与认知偏差的严重程度。

事实上，在哥伦比亚，土著居民被污名化乃至遭受种族歧视并非新鲜事。至今，哥伦比亚土著人仍常被指控为贩毒集团工作或参与农村游击武装，这也使得该国的社会分层愈加明显。尽管土著人与都市中产阶级有着相近的政治诉求——即反对社会不公与有组织犯罪，但这些议题即便得到当局重视并得以落实解决，土著人也未必能从中获益。

当前的哥伦比亚似乎陷入一种嵌套的恶性循环：除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社会问题，疫情加剧了社会不公与暴力犯罪，而示威抗议反过来又延缓了当局应对最新一波疫情的进程。5月20日，哥伦比亚邻国巴拿马已宣布将暂时关闭两国边境，以防哥伦比亚疫情蔓延至境内。此前哥伦比亚曾宣布重启边境及两国间航运，但近期恶化的疫情令巴拿马当局不敢掉以轻心。如今哥伦比亚当局面对的疫情仍在爆发，而其所指责的有组织犯罪正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撕裂社会，杜克总统及其政府需要提出的或许远不止一套基于共识的财税改革方案，还需更多有说服力的措施——哪怕是设想——以安抚民众及这个长期遭受不公与暴力摧残的社会。

参考资料

“Colombia protests leave 19 dead, more than 800 injured as strike continues”. The City Paper Bogota: http://thecitypaperbogota.com/news/colombia-protests-leave-19-dead-more-than-800-injured-as-strike-continues/27340

“Colombia mass demonstrations ‘reflect a deep national crisis’”. Al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5/19/colombia-mass-demonstrations-reflect-a-deep-national-crisis

“Colombia’s class war turns hot on the streets of Cali”.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21/may/19/colombia-class-war-cali

“Colombia: Controversy and violence greet Indigenous protesters”. Deutsche Welle: https://www.dw.com/en/colombia-controversy-and-violence-greet-indigenous-protesters/a-57588268

“Panama says will temporarily close border with Colombia over COVID-19 risk”. Reuters: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panama-says-will-temporarily-close-border-with-colombia-over-covid-19-risk-2021-05-20/

石油黄昏时期的沙特阿美

5月初，自由记者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耶在独立网站东方二十一发表题为“沙特阿美：石油时代的末代巨人”的评论文章，剖析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商沙特阿美如何在全球经济缓慢脱碳进程中继续获利，并致力于使沙特成为石油黄昏时期的引领者之一。

沙特阿美的油田生产设施

卡斯特利耶从去年9月空客公司发布的三款概念机型谈起。新冠肺炎大流行给民用航空带来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促使空客宣布一项名为ZEROe的未来计划：在2035年部署首架“零排放”飞机。这家欧洲公司在宣传视频中展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氢动力飞机，其中包括可搭载200名乘客的翼身融合设计机型。技术进步为航空公司提供了减少碳足迹的希望，但“绿氢”仍被认为成本过高，缺乏商业可行性。

对于航运、采矿、钢铁、塑料和水泥等尤其难以脱碳的行业而言，石油依然不可或缺。据英国石油公司预测，到2050年，全球石油消费量可能仍在每日3000万至9500万桶之间。BP承诺从当前到本十年末将其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削减40%。石油输出国组织预计，到2045年，全球原油日产量将达1.09亿桶。

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从全球经济缓慢脱碳中看到了继续从石油获利的机会：“我们认识到可持续能源解决方案对加速全球能源转型至关重要……但事实上这需要时间，因为在许多地区石油替代品仍十分有限。”这段宣言由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赛尔于2021年3月发表。这家被视为沙特摇钱树的石油巨头提供了全球十分之一的产量，并期望在未来50年满足中国的能源需求。

沙特阿美能够开采相对接近地表的石油储量，这一优势使其拥有全球最低的生产成本——仅为俄罗斯的一半，比美国页岩油成本低近三倍。过去几十年航运成本的下降增强了其竞争力，确保了利雅得在损害环境的同时出口“低成本”原油的能力。石油生产占全球海洋贸易碳排放的四分之一。

卡斯特利耶继而分析了沙特阿美所推销的“清洁污染”概念。该公司强调其生产的石油是全球第二“清洁”的，仅次于丹麦，因此有理由主张自身在石油时代末期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这种“低碳”说辞基于一项由沙特阿美共同资助、2018年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的研究，该研究分析了占全球产量98%的90个国家8966个活跃油田的排放数据。文章得出结论：每桶沙特汽油在开采、处理及运输至炼油厂过程中排放27公斤二氧化碳，为全球第二低数值。因此该公司可声称，到本世纪末使用低碳原油将可能减少至少180亿吨碳排放。但与全球能源相关碳排放量相比，这一数字微乎其微：自2000年以来，碳排放量已接近600亿吨。美国莱斯大学贝克研究所能源专家吉姆·克兰认为：“沙特阿美希望公布这些数据可以理解。这有助于塑造其良好形象，并使其能宣称，若使用沙特石油，碳排放将低于使用其他任何地区的石油。”

通过躲在“矮子中拔高个”的论述背后，沙特阿美回避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问题。专攻现代社会系统脆弱性、能源环境约束及恢复策略的专家亚瑟·凯勒指出：“坚持走至石油工业文明尽头的‘末代巨人’策略是一种异端。我们正在突破地球极限，正在玩火。现在必须把握核心问题，即我们星球的可居住性……考虑到气候崩溃将给该地区带来的损失，海湾国家自私而固执的牟利行为更令人震惊，因为该地区将承受全部后果。”事实上，科学研究表明阿拉伯-波斯湾地区可能在2070年后部分变得不适宜居住，尤其在夏季。

卡斯特利耶进一步分析称，在全球减产的背景下，沙特阿美却在扩张。

致力于分析气候变化对金融市场及化石燃料投资影响的智库“碳追踪者”宣称，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尤其是本世纪末前将温升控制在1.5℃以内，从现在到2040年，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主要油气公司须减产三分之一。

自1965年以来，沙特阿美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公共污染源，其碳排放占全球总量的4.8%。反其道而行，该公司希望将石油日产量提升至2130万桶，即比其2020年4月创下的产量纪录再增100万桶。其目标是抢占西方竞争对手因舆论压力减产而让出的市场份额。除非其决策者效仿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做法——该公司于1月宣布向印度出口200万桶100%碳中和石油，此为全球首次，但这二华丽声明实则掩盖了通过购买碳信用以补偿排放至大气的100万吨碳。此举不仅因补偿方法缺乏透明度而受批评，也因助长了“更清洁污染”的观念。

亚瑟·凯勒认为，沙特阿拉伯是少数拥有“极强杠杆”能力、可引导国际对话朝着深刻转变经济体系与生活方式方向发展的国家之一。“理想情况下——但所需意识形态信念之高令我如做白日梦——石油输出国联盟可通过宣言向世界发出强有力信号：‘我们将提供必要石油以确保向尽可能脱碳脱塑的文明过渡，那些致力于雄心勃勃社会转型计划的国家将获得优惠关税。’”

卡斯特利耶接着批评沙特阿美运作缺乏透明度。

尽管沙特阿美竭力在能源转型中扮演受尊敬的角色，但在首次公开发行1.5%股份时，却难以兑现其透明度承诺。该公司在上市说明书中宣扬的碳足迹实际被低估了多达50%，因其未将许多炼油厂与石化工厂的排放纳入计算。虽然公司承认错误，但仍拒绝将合资企业工厂纳入碳评估。持有该石油巨头股份的沙特商人萨利赫·奥马尔认为：“环境法规尚不严格，对于像沙特阿美这样掌握沙特命脉的实体，我们无法施加过于严苛的规则。”

沙特阿美也是最后一批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却拒绝披露其燃料最终用户Scope 3排放量的大型石油公司之一。这类排放通常占石油公司总排放量的80%以上。彭博社估计，沙特阿美的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的4%。然而，海湾石油公司并非唯一缺乏透明度的企业。直至今年，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才首次公布了其Scope 3排放数据。

这些石油公司的做法使政府与工厂无法获取“绿化”碳足迹所需的基础数据，同时也影响公共健康。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称，石油天然气行业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的最大工业来源”，这些化合物被怀疑会导致癌症与呼吸系统疾病。

卡斯特利耶最后写道，在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任何异议声音的镇压，剥夺了沙特公民要求沙特阿美承担责任的可能性。此外，该地区所有政府对公众辩论的严格管控削弱了公众对石油行业长期影响的认识。

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一项研究，尽管民众环保意识正在提高，但“相当一部分”人口仍处于“无知”状态。在18至24岁年轻人中，近一半表示从未听过“碳足迹”一词或不确定其含义。这种无知使沙特决策者无需为棘手辩论而烦恼，也不必解释成为石油时代“末代巨人”这一决策所付出的人道代价。